▲2022年6月13日，四川成都巴川小学的小学生们在上课。2025年8月，该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教育惩戒进一步细化。（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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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罚站一节课，有些家长可能认为不是大事，而另一些家长却可能因此投诉或举报。
有老师表示，每次管学生都像在进行一场赌博。因为不清楚学生的想法，也不确定家长的看法，万一管得重了，会惹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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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赵乐瑶
责任编辑 | 钱炜
要求扰乱课堂纪律的学生在黑板上罚抄生字后，周艺遭到了家长投诉。
作为一名美术老师，他在安徽省安庆市某县城小学教三年级。在他看来，自己明明只是在行使正常的教育惩戒权，最终却以低头道歉收场。
这让他灰心沮丧，“我也不想管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了如果家长投诉还影响工作，得不偿失。”
从制度层面，早在2020年12月，教育部就印发《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下称《规则》），首次对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做出了界定。《规则》将学生违规违纪的情节分为轻微、较重和严重，并给出了对应的教育惩戒方式。
但种种现实因素，使得很多老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面临着与周艺相似的困境。用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蒋安丽的话来说，在很多时候，“虽然有相关制度保障，但教育惩戒权在落实过程中困难重重”。
为落实教育惩戒权，今年以来，各地陆续出台相应文件。北京市在2025年6月要求教师正当有效实施教育惩戒权，让老师“敢管”“能管”“愿管”；2025年8月，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下称《细则》），对教育惩戒进一步细化。但蒋安丽指出，要想让教师真正行使教育惩戒权，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敢管，不愿管”
周艺被投诉的起因是2024年11月课堂上的一次教育惩戒。
那天是周五，他和往常一样上课。班上有四位同学忘带美术课所需的用具和材料，周艺让他们拿出田字格本抄写语文书上的生字。
有两位学生连田字格本也没带，周艺便要求他们看书。这两位学生依然嘻嘻哈哈，大声讲话，使得旁边的同学也无法安心画画。
周艺便要求他们在黑板上用粉笔抄写生字。但其中一名学生还是嬉皮笑脸，故意把字写得大大小小，歪歪扭扭。班上不少原本在画画的同学也被吸引，纷纷抬头看黑板偷笑，那位学生也嬉笑着和台下同学互动起来，课堂氛围被影响。周艺有些生气，便要求那位学生多抄写几遍。
这只是周艺日常教学中的小插曲，他并未放在心上。但周六上午掌心策略，周艺接到家长电话，对方说他的惩戒给孩子造成了心理阴影，孩子晚上做了噩梦，要求他道歉。
这令周艺难以应允，“我怎么可能道歉，我只是在正常教育这位学生。”
周日上午，周艺又接到了校长电话，才得知家长进一步举报到了教育局。
周一早上，校领导在办公室劝他：“你还是去道个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管很不情愿，他也无可奈何。
他在课间专门到三年级班上向那位学生道歉，原话是“批评教育你是老师不对，老师以后不会再批评你了”。
时隔近10个月，如今回想起来，周艺依然感觉很憋屈，在他道歉时，那位学生依旧嘻嘻哈哈。周围的同学也都看着周艺，小声嘀咕：“老师怎么了，为什么要道歉？”
难堪的同时，周艺觉得身为教师的自己失去了尊严。
这件事也给他留下了阴影——如今不愿意再管学生。班上如果有学生上课讲话扰乱课堂纪律，周艺便让同桌移开桌子免受影响，还安慰对方，“老师管不了他，你忍一忍”。
在举报事件发生后，其他科任老师对那位学生也放任不管。
担忧教育惩戒给自己更多麻烦，周艺的情况并非个例。
蒋安丽已连续四年带队前往不同的地区开展暑期教育实践，在与学校老师交流过程中，有位校长的经历令她印象深刻。
那位校长有次上课时，发现一名学生在课堂上旁若无人地玩手机。而学校明文规定禁止将手机带入教学区。校长面露愠色，表示要没收手机，周末再归还。结果学生不仅毫无歉意，反而站起来出言不逊。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校长尽量保持冷静，解释说这是校规，课堂上不能玩手机，但那名学生不以为意。校长深感无奈，只能作罢，毕竟学校最担忧的是出现安全事故。
更大范围内，教育惩戒权都面临着落地难的问题，不敢管、不想管的老师并不在少数。
2024年7月，《中小学管理》上发表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知易行难——基于对S省133987名师生及家长的调研分析》一文。文章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学生违规违纪情形下，仅有35.8%的老师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惩戒。在放弃惩戒的影响因素中，家长不理解的占34.8%，社会舆论占29.8%，总计超六成。
“少管少错，不管不错”
惩戒权落实难有诸多现实因素。
首先是教育惩戒的边界仍较为模糊。虽然教育部在2020年12月印发的《规则》对不同情节对应的教育惩戒方式规定得较为细致，但仍存在较高的主观解释空间。
比如，针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一节课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等；情节较重的可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安排校内公益服务任务等；严重的则可以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停学……
蒋安丽解释，考虑到广阔的地域性，虽然国家制定相关规定时已尽可能详细，但无法面面俱到，就不可避免存在模糊之处。而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对于教育惩戒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差异。
比如，同样是罚站一节课，有些家长可能认为不是大事，而另一些家长却可能因此投诉或举报。
周艺此前在农村小学工作过五年掌心策略，那时有家长直接拿根细棍找到他说，“我家孩子比较调皮，你打他就是了。”
而在如今工作的县城小学，有家长专门来叮嘱各科老师不允许惩戒孩子。老师们自然都不敢管这位学生，连批评都不敢。他苦笑道：“批评到底算不算惩戒也不好定义，那干脆不管了。”
四川省乐山市某小学校长赵启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在少子化背景下，家庭模式的变化使得每个孩子得到更多呵护，很多家长不能接受孩子在学校被惩戒。“在这种过度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抗挫折能力也比较差”。
吴丽明当过21年高中老师，又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做了12年教育局副局长。在他看来，无限的宽容对孩子危害很大，“教育不能没有惩戒，如果学生严重违反了校纪校规，就应该及时得到负反馈”。
学生自身的心理健康状态也使得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更加小心翼翼。
广东省佛山市某高中班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每年会将学生心理健康问卷调查结果反馈给班主任，结果显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在少数。因此老师只能多关注他们的状态，多鼓励多安慰。学校也会要求心理老师为班主任培训，讲解和学生沟通的技巧，以及如何识别危险的信号。
最令教师担忧和困扰的，还是举报和投诉。
调研中，有一线老师向蒋安丽诉苦，在教学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如果实施教育惩戒，一旦被投诉或举报，老师就处于道德低点，学校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在这样的境遇下，有些老师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面对学生的违规违纪行为，“大不了就不管了，少管少错，不管不错”。
家长对教师惩戒的态度转变，很多时候有更深的心理根源。
重庆一所初中的校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从教近20年，感受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学生更顺从，家长也更愿意配合老师。如今，学生和家长对教师的认可度和敬畏程度都有所降低，家长对学校和老师不够信任。
一位受访家长就表示，她并不介意轻微的惩戒，比如罚站、罚抄等。但她也坦言，孩子被罚后自己也还是免不了暗自分析一番：老师罚孩子是否存在其他因素，比如不喜欢自家孩子或是家长和老师的关系不够好等。
种种因素叠加，使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处于较高风险中。有老师表示，每次管学生都像在进行一场赌博。因为不清楚学生的想法，也不确定家长的看法，万一管得重了，会惹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高风险、低支持。”这是蒋安丽在调研中感受到的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的处境。她解释，久而久之，学生会认为规则和老师的权威是可以挑战的，将进一步消解纪律的严肃性和教育的权威性，陷入恶性循环。
处理机制
“投诉和举报其实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举报之后的处理机制。”吴丽明强调。
周艺被投诉后，陆续接到班主任和校领导的电话。在办公室面谈时，校领导再次劝他主动道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至于事情的完整经过，校领导也知晓。即使明白不是他的过错，但为了尽快平息家长的怒火，也只能委屈老师。
周艺所在学校采取的处理方式是最为常见的。
有不少老师直言，家长一旦投诉或举报，学校倾向于充当和事佬，用最快速度、最简便的方式解决问题。
对此，赵启解释，学校一般很看重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度，担心事情进一步发酵，学校声誉受到影响。
以赵启所在的乐山市为例，如果家长将老师举报至政府服务热线，办理人员会转至区县热线办，再移交至区县教育局处理。赵启说，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家长满意，事情才会结束。
四川省教育厅在颁布《细则》前也曾组织过前期调研工作，他们发现，执行教育惩戒面临投诉、诉讼风险，但申诉渠道与免责机制缺失。部分惩戒需有及时性，但过程记录（如视频、书面材料）的保存有难度，增加举证难度。
《半月谈》杂志在2024年10月发文称，由于成本小、门槛低、渠道广，少数学生或家长恶意举报老师的情况逐渐多发，西南地区某教育局在2024年8月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查仅有7条举报属实，其中不少是恶意举报。
具体到教育惩戒所引发的举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分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长对教育惩戒和校纪校规不了解，而学校的普法宣传和家校协同机制有所缺失。他讲起一起案例：校长只是让学生罚站10分钟，本属于正常惩戒范畴，但家长却认为“一分钟都不允许”，双方为此产生冲突。
因此，任海涛建议，如果学校在起草校纪校规时，除了遵循教育部《规则》中的要求，也可以吸纳家长意见，并向他们宣传教育惩戒的边界。如果家长对教育惩戒的认知与学校没有太大偏差，就能减少不必要的举报。
打通“最后一公里”
吴丽明不认可大多数学校在举报发生后“从快从严”的处理方式，如果为了平息舆论或满足家长需求，不管青红皂白地“从快从严”，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教育惩戒不是伤人的狼牙棒，而是带有温度的手术刀。”吴丽明强调，教育惩戒的本质是教育。学生违规违纪后，如果老师站在学生和家长的角度有温度地惩戒，教育的过程也会更顺畅。
吴丽明回忆起之前在学校工作时，有位学生因为上课玩手机，老师要求其交手机，学生不肯。双方抢夺手机时，学生力气较大，不慎将老师摔倒在地，学校因此处分了学生。家长非常不满，不接受处分，投诉至时任学校政教主任的吴丽明处。
面对怒气冲冲的家长，吴丽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对于老师的正常管理反应都如此激烈，将来到了社会上怎么办？遇到冲突都是这种处理方式，家长能放心吗？”他还明确告知家长，未成年人的处分都会封存起来，并不会记录在档案，家长的态度也温和起来。
蒋安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教育部在2020年12月印发的《规则》为教师依法依规进行教育惩戒提供了依据，也厘清了惩戒与体罚之间的边界，对惩戒的实施范围作了更明确的界定。
她认为，需要加强对老师的培训，让更多老师了解法律法规，以及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学相关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学生沟通，遇到情况时采取更为柔和有效的途径来管理学生和解决冲突，从而将很多矛盾化解在前端。
同时，也需要对教育惩戒的相关政策进行细化和校本化。例如，可设立更为明确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让老师清楚哪些是完全不能逾越的红线。
相较于教育部印发的《规则》，四川省此次的《细则》在不少方面有所细化。
比如在教育惩戒的保障上，《细则》就明确，“教师正常履职产生的纠纷和法律后果应当由学校承担。教师无过错的，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学校对教师作出不当处分或处理的，由教育主管部门约谈学校主要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况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川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完善师德师风长效机制的要求，四川省目前已印发4项相关文件。其中，出台《细则》既是响应国家要求，也是立足现实需求，旨在保障师生权益。
回看《细则》制定过程，他们在参考其他省份经验的同时，也结合了2024年的调研情况，他们发现，超半数老师表示在缺乏保障时不愿实施教育惩戒，在《细则》中增加相关保障措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
一个相关问题是，任海涛指出，虽然教育部印发的《规则》允许学校结合实际细化落地方案，但不少学校既未设定教育惩戒申诉委员会或纠纷调解委员会，也未建立完善的救济体制和申诉程序。
四川省教育厅的《细则》此次专门设置了教育惩戒的救济板块。该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在书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解释，此举既压实学校、教师与家长的主体责任和参与路径，也为各方提供依法、有效解决争议的制度化渠道，从而系统性地预防与化解家校纠纷。
四川省教育厅此次还将家校协作机制写入《细则》，其中要求家长“不得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同时要求学校通过家校协作机制形成育人合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如果要让教育惩戒权真正落到实处，既需要省级层面出台示范性指导意见，支持高校加大培养能有效应对教育领域复杂纠纷的专业力量；也需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配备专业力量，建立健全相对统一的专业教师履职纠纷处理机制，支持学校法治副校长等发挥更大作用，为教师正当惩戒撑腰；同时还需加强家校沟通、社会宣传引导，让家长和社会理解教育惩戒的必要性。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教育惩戒权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让教师敢管、善管，也让学生在合理的约束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姚金菊说道。
（应受访者要求掌心策略，周艺、赵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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